当所有人都在异口同声指责金融危机的时候，我们似乎忽略了，今天的危机或者说是困境，其真正的根源是什么……

　　所有人都在探讨和谈论金融危机。

　　如果说，今年上半年我们还可以隔岸观火，为大洋彼岸的次贷暗自庆幸的话，那么，华尔街金融危机的蝴蝶翅膀扇起的飓风则将迅速席卷全球，似乎无一幸免。

　　中国的危机确实已经到来，从楼市的瑟瑟寒风，到股市的全球最大跌幅，再到广东、浙江制造企业的纷纷倒闭，再到联想等巨头的裁员减薪风暴……微观经济的战栗，使宏观经济陷入了自1997年以来最严重的困局之中。

　　这一切都是金融危机惹的祸吗？

　　第N种危机

　　最近，一份被称为“金融危机十项注意”的帖子在网上盛行。“十项注意”实际包括11项内容，分别是：不要辞职，不要换工作，不要转行，不要创业，多备份几个自己可以去的公司职位，不主动要求老板涨工资，裁员往往从工资高的裁起等等。

　　与此同时，网络盛传一份列举了22家跨国企业、40家国内大中型企业、116家国内中小型企业的“大裁员第一波”企业名单，正通过各大公司的企 业邮箱在上海、北京、深圳等地的白领中传播。邮件详细列举了22家近期将要或已裁员的跨国企业名单。其中有3家航空公司、多家钢铁企业以及包括一家中国台 湾公司在内的3家半导体企业。另外，合俊玩具厂、百灵达电子公司这些已正式宣布破产清盘的企业，则出现在116家近期将要或已经裁员的国内中小型企业名单 中。

　　除了具体列明的“裁员企业”名单，该邮件还评价了经济不景气的形势下，20个行业的“不景气指数”和6个行业的“景气指数”。

　　被划入不景气行业的有网络或游戏、IT外包、出口贸易、半导体、服装或纺织、钢材、汽车、房产、室内设计或装潢、建筑设计、宾馆或酒店、粗加工 制造、广告、娱乐、猎头中介、图书出版、航空、造纸和木材等。其中，钢材、铁合金、造纸等4个行业的不景气指数被评为“五星”，图书出版、建筑设计等行业 则被评为“一星”。快消、医疗器械、水电煤、教育、电信、国家投资建设等6个行业被评价为“近期情况还比较好”的景气行业，水电煤景气的理由是，它们是 “公用事业”。

　　减薪和裁员，成为今天曝光频率极高的两个词。

　　单是目前的出招，已经可以保证，即使今后两年中国的贸易顺差完全消失，中国经济依然可以保证年增长达8.4％左右：央行果断宣布取消信贷配额管 制，明确宣告货币政策发生根本转向，为新一轮房地产业和出口扩张扫清了道路；4万亿元的救市资金涉及基础建设、铁路建设、高速公路和机场建设等十大项目的 强力刺激，排除这些项目本身的产业链拉动，即使按最保守的乘数效应来计算，这次救市对经济的拉动也相当有效。中国政府游刃有余的财政手段再一次显示出独特 的威力。

　　尽管去年同样高唱流动性过剩，但中美财政状况却有着明显不同。与美国巨额财政赤字相比，中国是典型的财政富翁。2004年～2006年财政赤字占GDP比重不过1％，2007年甚至还出现财政盈余706亿元，同时，庞大的外汇储备也为中国政府救市提供了充分的保障。

　　事实上，从年初温总理提出2008年将是困难的一年以后，即使经历了雪灾、汶川大地震等一系列突如其来的变故，权威的说法，依然是中国经济将继续走强。

　　既然宏观经济处于掌控之中，那么，我们看到的“哀鸿遍野”又应该如何解释？

　　最近，一篇关于东莞制造业的帖子在网上被热炒，其核心内容是，作为风暴眼中的世界工厂，东莞目前很明显处于困局之中，但既不像外界所传那么糟 糕，也不是风平浪静，平安无事。而“评价东莞，无法用数据，只能用感觉”。因为很多企业的倒闭，原因确实很复杂，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金融危机导致。

　　这让我们想起了此前倒下的飞跃集团、三鹿，面临危机的蒙牛、联想、中信泰富等企业。

　　满眼望去，现在依然快乐地活着而且迅速奔跑的中国企业，确实不多。但是，这些都是华尔街金融危机污染的恶果吗？

　　被掩埋的责任

　　危机无可质疑地来了，简单而明确，因此顺理成章地成为所有衰退与灾难的最好借口。但是，如果我们不能准确恰当地厘清形成的真正根源，即使一次两次抢险成功，危机还是会三次四次地尾随而至，直至无可挽救。

　　单从外贸依存度看，中国的绝对值极高，1978年是8.9％，2003年上升到50％，此后，2004年是60％，2007年已经达到了70％ 左右。而这一阶段美国、日本的外贸依存度则维持在大约14％~20％的范围内。而从进出口差额来看，比值并不高，从世界平均水平来看，进出口差额比即出口 依赖度一般是在零上下波动，绝对值超过1％就算是显著了。以中国的情况来看，2000年是2.4％,2004年是2％。而此阶段美国出现了较大的贸易逆 差，日本是1.4％~2.4％。在这个指标上比中国严重得多的国家有荷兰、俄罗斯、马来西亚、巴西、韩国等。

　　从指标上看，中国问题归罪于金融危机似乎无可厚非。但是，宏观是微观的综合与集中体现。当我们把目光转向更容易分析的微观经济时，会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

　　订单减少，利润减少甚至成为负数，似乎是当前众多制造企业陷入困境的直接因素，但其实，这依然是浮在面上的尘土，更深的责任依然掩埋在尘土之下。

　　在2007年之前，1亿件中国衬衫才能换一架波音飞机的说法，把中国制造牢牢钉在了低端价值链的耻辱柱上。不仅如此，高能耗、高污染、缺乏环保意识和血汗工厂的主流批评，使“去中国制造化”成为必然。

　　在此背景下，新劳动法出台，或明或暗的强制性产业升级政策次第出台，钢铁、煤矿等行业开始了一系列的龙头企业整合，一大批中小制造企业陷入困顿。

　　信贷政策依然对中小企业偏见颇深。2008年8月的一份调查显示，尽管银行都表示会支持中小企业信贷，但实际上，一些银行对分行的贷款用途并无 硬性规定。“信贷规模松动估计不会全用在中小企业，而是统筹运用。现在好几个大型基础设施项目授信已经通过，但就是没有规模，在排队等着放贷，哪能全用在 了中小企业。如果能有3％信贷规模用在中小企业就不错了。”某银行内部人士坦言。

　　当我们沾沾自喜于在谈笑间让众多血汗工厂、高能耗高污染小企业灰飞烟灭时，却没有注意到失业率上升、内需更弱等经济阴影越来越浓。再加上人民币 持续升值带来的出口不畅，出口退税率降低对出口企业利润的进一步消减，以飞跃集团、合俊玩具等为代表的外向型制造企业倒下便具有了相当的合理性。

　　在外向型企业苦苦挣扎的时候，其他中小企业早已被持续多年的紧缩型宏观调控政策憋得满脸通红。在好新求异的媒体推波助澜下，煤矿、食品等行业的安全事故被进一步放大，直至演变成一场各自行业的颠覆性革命——中国企业的生存空间被压至逼仄。

　　在此，我们并无意为血汗工厂、污染工厂们鸣冤叫屈，我们只是想通过还原那些早已被熟视无睹的事实，提醒我们能理性看待一个现实：华尔街金融危机并不是中国企业当前困局的罪魁祸首。

　　在中国，众所周知的是金融体系相对独立，开放度并不高。多年以来，我们都在关注金融安全，因之也使其有效避免了受到此次华尔街危机的更大冲击。 尽管因为购买次级债而导致损失，但当量极小，损失并不大。同时，在长期紧缩财政政策诱导下的惜贷，也使中国房地产业根本不存在次贷。因此，此次华尔街金融 危机对中国的影响，其实仅仅体现在外汇少量受损、外贸出口受压以及部分企业因参与国际对赌失利的层面上，并不存在大面积的毁灭性打击。

　　一个容易被忽略的事实是：经济运行的周期性规律，必然是有波峰波谷的。而在多年高GDP增长之后，中国经济进入下行轨道，也属正常。

　　而单纯追求GDP增长，把企业与民众收入最小化，国家利润最大化，导致中国成为典型的国富民穷。股市泡沫的升腾与坠落，再一次把近亿民众的财产性收入裹胁而去，这才是导致内需不畅的根本原因。

　　单靠政府刺激来维持某个速度既是不可持续的，更无法直接拉动渴盼已久的内需。4万亿投资的当量不可谓不大，但是，我们这么多年的持续投资拉动， 最后依然避免不了周期性的经济下行，那么，4万亿投资即使让2008年和2009年保持了“像样”的GDP增长率，2010年又怎么办？这样刺激下去，再 富的财政体系，也会支撑不了。一旦财政赤字和政府举债的空间被利用到极限，市场被刺激到麻木不仁，居民收入被进一步压制，不但GDP增长无法持续，甚至会 面临更加严重的衰退。当然，大规模刺激所增加的货币供应，也迟早会转化为更加严重的通货膨胀；通胀的结果也自然是穷人更穷。

　　谁的替罪羊

　　至此，中国问题的实质已经相对明朗。作为一个基础薄弱的大国，在短短几十年间迅速崛起，民众缺乏经济理性，面对经济上行时泛起的巨大泡沫进行盲目追逐，而在经济下行时又突然丧失所有的信心，酿成了极难掌控的民众情绪。

　　同时，监管层对经济运行规律的理解和掌控不够，导致一些矫枉过正的败笔。面对中国企业特别是制造业的高能耗低附加值现状，监管层通过政策引导进 行强制性产业升级是长期以来利国利民的大事。但是，我们忽略了一个事实：中国当前并没有强行升级的基础，也没有进行产业升级的准备，低附加值产业在中国经 济中占的比例极大。从产业链角度看，社会分工既存在高附加值产业，也存在低附加值产业，强行关停并转低附加值产业，只能把这些产业往越南、泰国等国家逼 迁。企业在产业链条上的升级，更多的应该是一个市场的选择，监管层的政策引导无可厚非，但如此密集地集中出台，而且是在一个公认的多事之秋，却非善事。

　　再加上媒体对负面情绪的迎合与推波助澜，加重了市场恐慌气氛的扩散和蔓延。于是，在大西洋彼岸传来金融飓风的时候，所有的有罪票都投给了华尔街金融危机这个外来的和尚。

　　一家媒体详细地分析了首都废品收购的价格回落之后，得出了金融危机开始深入影响中国实体经济的结论。

　　寻找替罪羊以推托责任并不是最可怕的，更可怕的是假借金融危机之名，各自行私欲之事，以过冬为托词，一方面裁员减薪关门大吉，另一方面进行政策逼宫，以谋取更大的利益，挟持政策的转向。

　　事实上，现在已经有不少论调，提出金融体系的不开放，国有企业的主体地位，恰恰使中国能在此次金融危机中“受伤”不重。甚至认为，欧美国家的一些国有化措施，是在“向中国学习”！

　　此论调的背后之意，其实是提出重新自我封闭，重新把一些计划经济模式、对外完全封闭等落后的东西摆上台面。

　　中国及世界的历史早已证明了，最伟大和最能持续绵延的文明，只能是一个完全开放和包容的文明。先秦诸子百家的争鸣，汉唐对外来文化的包容，分别 造就了中国历史上难得的两次辉煌的文明。而西方文明特别是欧洲文明，自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以来的数百年间，启蒙运动、狂飙运动、自由主义、民主主义、保守 主义、生态主义、后现代主义等等五花八门的思潮和运动，不断对自身进行自我批判和自我修复，从而创造出至今未衰的现代文明。

　　更重要的是，西方文明的顶级成就——市场经济体系，具备一种极强的自我修复能力。市场经济的核心价值在于通过市场选择进行资源的优化配置，因为 资本和资本家具有追求利润的本能，使得经济因激烈竞争而处于不确定的状态之中，自然可能导致经济的失序与崩溃。但是，在建立了大体运行有序的基本政治、社 会、经济和文化的制度保障之后，市场用极强的自我调节和自我修复功能，用自由和平等、市场竞争与国家干预进行平衡与调整，使这种危机与崩溃成为修正和淘汰 不合时宜的旧体制的机会，所以，1929年的经济大萧条之后，资本主义社会迎来了持续几十年登峰造极的文明发展。

　　今天的中国，正处在数千年来融入世界经济的最好关口。一方面，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成就，教育了中国民众，使中国从来没有如此强烈的认识到改革开放 的重要性与必要性；另一方面，三十年的风风雨雨，也使中国民众从此前的对西方盲目崇拜完全否定自我，到遇到品牌沦丧、经济受损后的怀疑一切，再到独立的价 值思考，理性正在成为越来越强大的洪流，冲击着越来越多中国人的内心。

　　也因此，我们需要在面对所有危机时，放弃寻找替罪羊的下策，理智反省，清醒认识到外来危机与自身危机的实质性差别，更要从理性分析中认识到，所有危机中的“危”，其实蕴含着“机”。

　　沪深股市跌了70%后，仍然不现反转迹象，对于特大利好刺激也失去敏感，于是，十位教授联名向政府有关部门上书，把救市提高到拉动内需，保经济增长的高度，并把市场问题的症结归于“大小非”，提出了抑制措施。从网上的反馈看，支持这个声明的人占了上风。

　　提振股市更不是十教授上书中所说的中国经济崛起的必然选择。一国经济增长，靠的是物质资源、人力资源、技术创新和制度改进。对于中国经济来说， 技术创新和制度改进，才是必然的选择。资本市场虽然也是一个重要因素，但是并非核心的一环，股市说到底不过是融资渠道。对于眼下的中国经济来说，善待中小 企业，解决它们的间接融资难，对尽快走出经济下降通道，恐怕是更要紧的。资本市场表现糟糕，但实现了经济增长甚至崛起的国家和地区不在少数。

　　十教授上书认为沪深股市下跌，主要是内因造成的，说白了就是“大小非”。没人否认“大小非”是股市下跌的原因，但是，说“大小非”是核心原因， 怕并不适当。“大小非”是股权分置改革的伴生物。去年的股市极度繁荣，就是股权分置改革的结果，极度繁荣也不是正常的，一方面，它反映了投资者对祛除笼罩 多年的一块心病后对股市未来发展增强了的信心，另一方面，机构投资者和一部分理智的投资者，也对今后几年“大小非”解禁的冲击抱有的谨慎心理，抓紧时间赚 一把就走。现在的股市里，那些先知先觉的机构投资者和理智股民，早已没有了身影。

　　任何事情都有机会成本，沪深两市一年多的持续下滑，就是对过往非理性繁荣的自我矫正。“大小非”解禁上市，是通过了股东大会批准的，名义上得到了多数投资者的认可，投资者对此都是明了的，而且应该能做出理智的判断和预先的调整。

　　外部因素对中国股市的影响，很难说就比内因差。这几年流动性泛滥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作为世界上增长最快和对外资最具有吸引力的市场，国际游资 觊觎中国股票市场，试图分得中国经济增长的一杯羹的想法久矣，究竟有多少游资进入中国，又有多大比例沉淀在股市里，至今也没个准确说法，不过，恐怕非小数 目。否则就难以理解，股市的波动与游资进出节点的吻合，以及个别大名鼎鼎的投行唱空中国股市而实际做多的把戏。

　　今天，中国经济已具有非常高的对外依存度，石油、部分粮食品种等高度依赖外部供给，国际大宗商品市场价格波动对中国经济和股市都有显著影响，尤 其是在国际资本流动条件下，中国的货币政策已经部分失去了独立性，而人民币汇率决定机制的改革，汇率形成机制的逐步市场化，也使得中国经济进而中国的资本 市场与世界的联系更为紧密。外部世界的变化，国际其他主要股市的变化，对沪深股市的影响已不能小觑。你生气也罢，不服气也罢，沪深股市就是很看纽约和香港 股市的脸色，这不止是一种心理上的反应，也是一种现实的反应。在世界经济前景堪忧，国外股市持续低迷时，实在很难指望沪深股市独善其身。

　　至于平准基金，并没有现实可操作性，弄不好，还可能把政府资金套牢。这里问题多多，比如基金的钱从何而来？公共财政显然不可以，凭什么拿全民的 钱为股民服务？还有，由谁来操作，买什么股票，在什么价位买，如果赔了钱怎么办，由谁负责?等等。实际上，一些国家过去确实采取过这个办法，不过大多都取 消了。美国股市跌得最惨烈的时候，也没有推平准基金。沪深股市的规模已今非昔比，政府有形之手，未必能胜过市场无形之手。

　　中国股市的核心问题，是制度上的若干缺陷。比如当初有“大小非”，是因为对于所有制的片面理解，但是，新股的“大小非”继续存在就没有合适的理 由；信息及时披露强调了多年，至今也没有明显进展，黄光裕事件就是一个新的例证。建立一个对所有投资者权利平等的市场，才是中国股市的长治久安之计。而制 度的改进，需要耐心，耐心，再耐心。(王福重)

（2008-12-04）

特伦特曼

　　法国总统萨科齐最近宣称，“自由主义结束了”。或许没说错，但即使他说对了，我们就不必再探索问题了吗？试想，如果自由主义已走到了尽头，那么，什么可能取代它成为开放的世界社会的基础呢？

　　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值得记住，上一次大金融危机不仅导致了美国的新政，而且使世界陷入了一个黑暗的经济民族主义和经济帝国主义时代。自由贸易离完美很远，但是，其他的选择更糟。贸易保护主义对财富、民主和和平都是有害的。

　　然而，新贸易保护主义浪潮是一个真正的威胁。奥巴马为了迎合在美国民众中膨胀的贸易保护主义情绪，在其总统竞选期间扬言要单方面修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今年7月，部分因为美国拒绝降低其农业补贴的原因，世界贸易组织多哈回合谈判失败了。

　　世界正在滑向民族主义和排外主义的泥沼。如果政府能够介入援救危机中的银行，为什么就不能保护其处于危机中的商业或农民呢？

　 　我们需要一个贸易新政。现在，人们议论纷纷的话题是，建立“布雷顿森林体系II”，以此重建全球金融体系，提升可持续性，并为发展中国家提供“贸易援 助”。但是，为了取得成效，任何促进贸易的新政都必须包括比一套新的国际机构更广泛的内容。这种新政需要进行从下到上的民主改革。

　　事实上，这种改革要求植根于历史。我们已经习惯于认为自由贸易是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和穿着黑色西服的贸易谈判代表的专业问题，以至于我们忘记了在一个世纪之前，自由贸易是怎样被众多民主人士、激进分子、妇女运动人士以及甚至有组织劳工作为中心信条的。

　　在那个年代，英国和现在的美国处于类似的境地：一个正处于相对衰落时期的超级大国，面临着新的竞争者和全球化的冲击。在19世纪晚期，所有的大国，除了英国，都提高了它们的贸易壁垒。

　 　英国的态度可以为今天所借鉴。绝大多数经济学家强调自由贸易模式的优越性，并指出议院说客和利益集团的势力，以此来解释为何自由贸易模式在实践中并不受 欢迎。像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认为的那样，贸易扩张会不可避免地产生一些失败者，而这些人的抗议分散了对全球化好处的关注。

　　这个观点是正确的，但它只说明了真相的一个方面，因为它忽略了在关键时刻，自由贸易是怎样获得众多胜利者的支持的。

自由贸易主张曾是群众运动

　　一个世纪之前，在全球化初期产生的危机中，在英国对自由贸易的要求激起了一个真正的群众运动。自由贸易 不仅仅是一个受到银行家、商人或者年青的经济学者约翰·梅纳徳·凯恩斯等人珍视的理想，它动员了数百万人。对仍然没有公民权的妇女来说，自由贸易是一种公 民权的替代：议会通过为便宜的进口商品打开大门，维护了她们作为消费者的利益。对许多民主人士来说，它是一种和平和社会正义的力量，将特殊利益群体的权力 最小化，并教导公民有关公平和国际理解的内容。

　　我们不应该将自由贸易的初期浪漫化传奇化。那时贫困并没有消失。许多英国人信奉“自由贸 易帝国”。有些人煽动了英国－德国间的对抗情绪，讽刺实行贸易保护主义的德国是依靠马肉肠和狗肉生存的野蛮国家；后来当上英国首相的劳合·乔治 （Lloyd George）告诉其听众，和德国海军比起来，他更害怕德国香肠。

　　一个世纪前，自由贸易在英国打败了贸易保护主义的一个 原因是，自由贸易的支持者迎合了人们的感情和身份需求，而不仅仅是他们对更多财富和廉价食品的合理兴趣。自由主义者和激进分子组织了移动表演，张贴彩色海 报和进行政治娱乐。在城镇，商店橱窗的陈列图解了关税给普通消费者带来的负担。在农村，人们观看政治幻灯片到深夜。1910年，在海滨度假胜地参加自由贸 易讨论会议的人数几乎达到了100万。你到海滩发现自己被拉进有关关税的讨论，最后一次是什么时候呢？

政治机构须加紧赶上

　 　第一次世界大战和20世纪20年代粉碎了所有对纯粹的自由贸易的天真幻想。和现在一样，消费者发现市场会让他们很无助，从而使人们呼吁对市场进行监管。 国际主义者不得不接受一个简单的事实，贸易自己不能自动产生和平。经济全球化的步伐已经超过了政治的现状，从而导致了在石油和其他战略资源上新的紧张状 态。政治机构需要加紧赶上了。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布雷顿森林体系和《关贸总协定》建立了一个新秩序。在经济方面，它们取得了相当大的 成功。虽然非关税壁垒和优惠贸易协定数量在上升，但是，关税下降了。然而，在民主文化方面，《关贸总协定》也导致了贸易从平常政治中的进一步分离。这就是 自由贸易在反全球化抗议面前如此没有招架之力的原因。

　　好消息是，人们没有停止对贸易伦理的关注。相反，人们已经转向了诸如公平贸易和贸 易公正这样的运动。公平地讲，在帕斯卡尔·拉米领导下的世界贸易组织已经努力和这样的团体进行接触了。然而，将更自由的贸易和公民权利以及全球团结再次联 系起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历史已经证实，这样做是既可能，也必要的。

作者Frank Trentmann是伦敦大学伯克贝克学院历史学教授，《自由贸易国家》一书的作者

原题:The Forgotten Virtues of Free Trade

版权：Project Syndicate, 2008

（2008-12-04）

● 庞中英（北京）

面对金融危机，政府干预经济成为焦点。许多人把稳定金融市场和防止经济危机的希望寄托在政府干预身上。难道政府的强力介入真的能挽救颓势的经济？

　　美国的民主党传统上搞“大政府”，强调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金融危机表明“市场失效”（market failure），奥巴马政府顾不了美国财政赤字进一步升高的风险，而更加强调政府开支对经济起死回生的重要性。

　　从美国开始，几乎所有国家都在强力地采取措施干预市场和刺激经济。

要避免矫枉过正

　 　不仅如此，国家之间的集团化也更加明显，新的国家力量组合和国家之间（国际）安排也在同时进行。比如，二十国集团（G20）关于金融市场和世界经济的高 峰会议在华盛顿开会前后，世界舆论和学者关于用G20取代现存“八国集团”（G8）的呼声很显著。许多人认为，G20的召开，标志着G8的实际终结。更有 甚者，据报，德国外交部想在G20和G8之间找到中间方案，即“十六国集团”（G16），少了几个国家。在东亚，本来就存在10＋3和10＋6（东亚峰 会）。今年，华盛顿一位重量级的智库经济学家提出美国和中国的“两国集团”（G2），一时引起热议。中国和美国以及其他大国能否合作稳定世界经济局势？

　　国家“集团化”是一个老的国际关系现象。如今在全球金融和经济动荡的情况下，似乎“集团化”获得了新的动力。这样，对付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主要手段，变成了重新强调国家和国家联合的作用。

　　在市场危机之下，人们再次想回归到传统的国家干预主义。有病乱投医，这是十分自然的反应。但如果思考不慎，矫枉过正，将一定适得其反，危机非但没有缓解，可能带来新的问题。

　 　市场被当作“硬道理”在世界风行了30多年。在西方，代表这一历史运动的是以市场为中心的“新自由主义”。而在中国，从20世纪70年代后探索市场的作 用，最终也与西方的主流的“新自由主义”勉强接轨。在某种意义上，中国的经济模式是“新自由主义”的一个特殊变种。不过，中国政府的作用非但没有因为“市 场经济”的确立而减少，反而因为行政化和官僚化的膨胀而一直在扩大。

　　到底如何评价国家（政府）力量重新强化其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

截至目前为止，人类治理政治、经济和社会时，无非在使用“市场”和“国家”两个手段。有的时候，“市场”压倒一切，有的时候，“国家”在经济和社会事务中发挥着关键的作用。

　 　20世纪，人类目睹了国家的作用空前加强及其带来的恶果。1945年前的法西斯经济体系，德国、日本都是高度国家化和军事化的经济；70年的“苏联模 式”，以及其变种，使国家的作用登峰造极，发挥到极致；西方的国家干预的理论和实践，从政府大举推动公共工程的“新政”到普遍的“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 从具有社会主义因素和内容的“福利国家”到“社会市场经济”，花样很多。

美国救市计划是临时措施

　　但是，20世纪的一个基 本教训是，国家在经济中的作用如果超出一个合理和合适的限度，其正面、积极作用往往淹没在其负面、消极作用中，比如权力滥用和政治腐败、公民权利削弱、决 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程度降低。国家化的法西斯经济，是惨烈的世界大战的物质基础，差点把人类文明带到毁灭的边缘；苏联的国家权力无孔不入，是导致苏联解体 的根本原因之一。苏联解体是因为它走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反面，非但没有成为“自由人的联合体”，反而践踏了起码的公民自由，在俄罗斯缺少民主传统的背景下， 重新建造了“各民族的牢狱”。

　　当社会因为国家的作用过于强大而停滞，甚至出现严重的社会不公、社会不满以及社会危机时，人们再次不得不求助于市场。30年前，邓小平发动的伟大的“改革开放”，实际上可看作是在文革后国家的权力登峰造极后试图引进市场进行矫正的大实验。

　　今天，借助金融危机，国家作用快速回归，有人为此欢呼，甚至还调侃说，资本主义的美国也搞社会主义。如果真的是这样，这可能是忘却了20世纪沉痛的历史。忘记历史不仅是背叛，而且是错误。

　 　美国总统布什多次为自由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辩护，认为金融危机还不是自由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的终结。但在世界其他地方，因为过去三十年的“美国模式”， 或者确切说“新自由主义”，随着危机更加走向破产。政绩贫乏、人气低落的布什，在危机中的讲话即使包括某些真理，也没有多少人听得进去。

　　但是，说句公允的话，至少就美国的情况，布什是对的。尽管规模和来势空前，但美国的“救市”计划是临时和短期的措施。很明显的是，奥巴马也不是要实现美国的经济制度更替。在美国，无论如何，社会主义的土壤贫瘠，总是敌不过土壤肥沃的资本主义。

　 　危机之下，如果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阶段，可能并非世界之福。目前国家单独地或者合作地（集团化）大动作和大规模介入金融和经济活动，应该被当作是迫切 的、必要的、一段时期内的措施，但是如果把紧急性的措施固定化和长期化，甚至违反了经济发展的规律，将可能给世界带来新的灾难。

作者是北京国际关系学者

（2008-12-04）

● 任鸿飞（北京）

　　美国当选总统奥巴马不拘一格选人才，精心挑选得力干将组建新政府，各个要员已经基本确定，其对外政策有可能进行较大调整。

　 　奥巴马在竞选中，一再批判布什政府对外战略的方向性错误以及布什政府班底的固执己见。他指出，布什政府的对外政策导致美国在伊拉克、伊朗、阿富汗、巴勒 斯坦、朝鲜等诸多问题上遭遇积重难返的失误与被动，其卤莽与固执导致美国在处理与俄罗斯关系、与古巴以及委内瑞拉等拉美国家关系方面出现严重的僵持与对 立，奥巴马还批评布什政府忽视气候变化、能源等问题。

　　出于这些带有根本差异性的基点，尽管外交经验相对欠缺，但这不妨碍奥巴马按照自己 及其智囊团设定的外交新理念，放心地利用精英阁员，发起对布什政府对外政策的根本性修正，预计国内调整与对外战略调整会几乎同时进行。奥巴马是年轻才俊， 精力充沛、思想活跃、抱负远大、充满政治热情，在很多重大问题上未必会按照常理出牌，许多对外战略决策调整将是颠覆性和迅捷的。任命经验丰富的希拉里担任 国务卿，更增加了新政府推动外交大变革的可能性和稳健性。

　　为解决棘手难题，奥巴马更加重视民主党长期以来奉行的对外合作与协调政策理 念，如寻求多边合作解决国际难题，利用北约、美日美韩等同盟关系分担美国在海外的安全责任、维护美国的霸权利益，注重谈判与对话缓和与对立国家的关系，在 经济贸易金融方面既寻求合作又努力保持美国的主导地位。在推进民主问题上采取与布什政府迥异的渐进政策，强调推进民主要考虑当地民众过上有尊严生活的愿 望。另一个重要变化是，能源和气候问题将成为关注重点。

新班底个个身手不凡

　　奥巴马推出引人注目的外交和安全团队。现任国 防部长盖茨继续留任，亚利桑那州女州长纳波里塔诺出任国土安全部长，前海军陆战队司令琼斯为总统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前助理国务卿莱斯出任驻联合国大使。令 人瞩目的是，希拉里为国务卿。新政府要员个个都是精兵强将，他们都在各自领域里具有丰富经验、饱经历练并富于朝气和改革创新精神。奥巴马政府的超强班底， 名副其实。

　　希拉里担任国务卿有助于发挥其长处。国务卿在政府内地位仅次于副总统，在外交运筹方面更是独当一面，是政府内第三号实权人 物。奥巴马看中希拉里的强势与经验，她在民主党内有巨大威望和资源，作为女性也有形象魅力。预计希拉里会在克林顿、鲍威尔、基辛格等跨党派政治家、外交家 的支持下，逐步改善美国的地位与影响，重新提升美国的软实力。

　　国防部长盖茨稳健理性，堪当重任。他先后在中央情报局和白宫国家安全委员 会任职26年，并在6任总统手下工作过，处事冷静理性。他对新保守主义派别主导的对外政策颇有微词，布什感到被新保守派愚弄之后，同意盖茨对防务政策进行 温和的调整。盖茨极力反对对伊朗动武，认为必须借助伊朗的影响解决伊拉克问题，缓和中东局势。

主要争执将出现缓和态势

新任总统安全顾问和国土安全部长都有良好阅历，安全问题经验丰富。琼斯在军界以及外交界有丰富的任职经历以及广泛而良好的跨党派人脉，曾任北约欧洲盟军最 高司令兼美国欧洲司令部司令。2007年琼斯从海军陆战队退休后，担任中东问题特使。女州长纳波里塔诺被认为适合担任国土安全部长，但她对移民政策严厉， 引起拉美裔选民的担忧。

　　奥巴马上台之后，会非常慎重对待俄罗斯维护既定势力范围的立场和姿态，格鲁吉亚、乌克兰加入北约和欧盟的步伐将大大迟滞。他还表示不会推进布什政府在东欧部署反导系统计划。

　 　美国新政府掌握着美俄关系调整的主动权。2008年11月，油价已经跌破50美元，回到30多美元指日可待，加之国际金融危机等因素，俄罗斯硬中带软的 姿态将陆续出现。美国新政府也将及时回应，但美国、北约和欧盟也不会就此停止对俄的打压，两国关系只是出现竞争性缓和态势。

　　伊拉克局势 有望出现大幅度缓和。奥巴马强调抽调其中部分兵力增援阿富汗。美国与伊朗的关系会以和解结束。奥巴马已经多次表示，不排除与伊朗政府进行直接对话的可能。 美伊关系正常化有望较快实现，建交之日或许也为期不远。如果美国新政府的中东政策出现大转折，中东和平进程也有望进入好的轨道，重温90年代克林顿时期的 辉煌岁月。

　　中美关系将保持平稳发展。奥巴马认可布什政府比较稳健和务实的对华政策，中美关系的大方向不会改变。但不可否认，民主党掌控政府和国会后，在经济贸易、人权、气候变化等节点上，对中国的压力可能会有所增多。

作者是北京国际问题学者

　 　广州德士业的确有矛盾和问题有待解决，其中包括黑车的竞争、德士公司高昂的月租和苛捐杂税，但等到“的哥”罢工时才采取行动其实很不妥当。罢工扰乱社会 秩序，好些“的哥”还是被迫罢工的，因为若坚持开工，车子行驶在路上随时可能被扔石头，这样的行为怎么可以被“奖赏”？

　　广州政府对“的哥”罢工的反应，令人担心其他行业的工人或有诉求的群体会误以为：要达到目的，就罢工。

　 　“的哥”在广州社会体制里不算工资最低或待遇最差的，他们的罢工对广州整体城市运转其实没有太大影响，因为市内还有地铁和巴士。试想想，若其他工资更 低、待遇更差的群体如保安人员、巴士司机，见到“的哥”罢工后有如此“收获”，会不会也蠢蠢欲动？蠢蠢欲动的或许不止于此，昨天就有消息传出，湖南耒阳市 出现公安集体抗议低薪的事件。这些群体若罢工，对广州的影响肯定更大，城市运转还可能因此瘫痪，政府到时是不是又要无条件地“妥协”？

　　 其实，罢工不是免费的，“的哥”一罢工就等于没有收入，还得“倒贴”车租。广州市民短期内或许会遇到一些不便，但长远来看，政府须等到罢工平息后才采取行 动处理德士业的矛盾和问题，让“的哥”清楚知道，政府是合理的，但绝对不被罢工威胁，比较有助于遏止今后其他不必要的罢工事件。

　　从好的方面来看，这次的罢工事件可算是中国的民主进程，至少“的哥”可以自由地表达诉求。不过，在西方国家里，罢工或集体事件或许是工人或老百姓表达诉求的有效途径，在民主体制仍不健全的中国，这类事件很容易沦为小部分利益群体为达到目标而挑起的事端。

　　此外，虽然保持社会稳定一直是中国政府的首要目标，但为了这个目标，地方政府所付出的代价是否太大了？广州政府为向“的哥”妥协，其实是把“坑”挖得更深，今后再掉下去时，反而会伤得更重。

　　珠三角近日因出现工厂倒闭潮，大批工人集体上街讨薪，地方政府同样为了社会稳定，同意先垫付部分薪金，用意是好的，但今后的代价又是什么？难道只要有工厂倒闭，政府就得先帮企业“买单”？

　 　地方官员向集体事件“低头”或许是之前刮起的官员问责风所种下的祸根。近年来，只要有集体事件发生，必有官员“牺牲”，以安抚民心。这样一来，地方官员 为了保住乌纱帽，只会考虑到眼前的稳定，而不顾长远的利益。反正很多地方官员在一个地方任职也只不过一两年，只要自己的任期内不发生事端就好，以后不关我 的事。

　　应对集体事件如罢工是种学问，单靠“妥协”或“牺牲”官员只能取得短期的效益，甚至还会种下长期的祸根。解决问题必须要从根本着手，要有原则，不能轻易作出妥协。

（2008-12-04）

● 卢宜宜

　　对西方媒体的不信任，使很多中国人不愿同西方多加接触。在西方，实际很多和媒体天天打交道的人，比如政治领袖和政府高官，对媒体也极度不信任。

　　谈到西方媒体常“误读中国”的问题，一位英国上院议员对笔者说：“你去问问（美国总统）布什，他肯定也觉得媒体一天到晚误读他。你再去问问（英国首相）布朗，他肯定也觉得媒体一天到晚误读他。西方媒体就是这样的，负面的东西才是新闻。正面的不是新闻。”

　　西方媒体确实是更习惯于挖掘阴暗面而不是表扬成绩和贡献。西方很多政客和公众人物与媒体的关系都很紧张。政客终日被媒体追批，却仍需要和媒体频繁接触。即使知道媒体打算给他们难堪，也要硬着头皮去接受采访。

　　政客经常要在媒体上为不受欢迎的政策辩护，为前后矛盾的表态自圆其说。犯了错误，被抓住了把柄也要厚着脸皮为自己开脱。

　　所以，时时面对不友好甚至故意找茬的媒体，时时为有争议的政策做辩护，这对西方政府和政治人物来说很平常。长期处于这种环境下，西方的政客和公众人物都培养出了娴熟的媒体受访和公关技巧。这些技巧是中国很有必要学习的。

　　与其因为各种顾虑而不与西方媒体多接触，不如努力提高自身的公关技巧。

　　西方对于应对媒体和公关技巧有非常细致的研究，有很多专业人士可以提供这方面的培训。很多西方人向笔者提到，他们发现中国官员非常缺乏有关培训。

熟稔硬中有软，软中有硬

　　一位西方人权组织的工作人员说，他在电视上看到中国驻外使馆的一位官员接受采访，说达赖不能代表西藏人民，绝大多数藏人都对今天的生活感到满意。节目主持人立刻追问：“你怎么能代表藏人？你如何知道藏人到底是怎么想的？”这位官员一时措手不及，难于应对。

　　不仅在接受媒体采访方面，中国人在进行公开辩论方面也大都缺乏经验。在西方，持不同观点的人同台辩论非常普遍，宣传自己的观点就要随时准备和挑战自己观点的人辩论，这是公关的重要技能之一。

　　中方人员在与人辩论时常是要么过分咄咄逼人，要么又过于“老实”，而有经验的西方人士都知道如何硬中有软，软中有硬，既坚持自己的立场寸步不让，又不至于给人留下脸红脖子粗的印象。此外，他们还知道如何巧妙地挑战对手。

　　笔者曾观摩了一次西方媒体人士和中国驻外新闻工作者就“西方媒体对中国报道的客观公正性”进行的辩论。中方人员缺乏经验的特点就表现得比较明显。

　　例如，中方代表批评外国媒体在报道奥运火炬传递时突出了支持藏独的示威者，而为中国加油的人群却只得到极少的镜头。

掌握技巧才能展开有效公关

　　外方人士反问：“你提出的这种平衡报道的原则，是否适用于所有媒体？它对中国媒体是否也适用？我问你一个具体的问题，中国有没有任何媒体可能报道对达赖喇嘛的采访？”中方人员一时无言以对，结果对最后一个问题很老实地回答“可能性不大”。

　　上边举出的例子，经过细致的公关培训就应该能够很好的应对。公关的作用不能过分夸大，但另一方面，不少极具挑战性的场面，实际都可以运用专门的技巧来化解。

　　笔者只接受过一些最基本的媒体培训，但也学到不少有用的东西，例如在现场面对一个较难回答的问题时如何为自己争取思考的时间，还有在驳斥节目主持人时如何使对方和节目的观众/听众不觉得你过分好斗，等等。

　　西方的媒体和公关培训会教授大量具体的技巧和诀窍。中国人只有掌握了同样的技巧才能在国际上展开更有效的公关。

　　笔者因此不赞同完全在西方公关公司的指导下去提升中国的国际形象，但充分学习西方的具体公关技巧却是必要的。

作者是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特邀研究员；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政策研究所研究员